中国最早的计程车——记里鼓车：

　　记里鼓车是中国古代最早用于计算道路里程的车，由“记道车”发展而来，通俗理解就是现在的出租车、计程车。有关记道车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歆的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……记道车，驾四，中道。”可见至迟在西汉时期，即已有了这种可以计算道路里程的车。

　　到后来，因为加了行一里路打一下鼓的装置，故名“记里鼓车”。记里鼓车这是一种会自动记载行程的车辆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家、发明家研制出的自动机械物体，被机器人专家称为是一种中国古代机器人。

　　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严格讲最早是始于清朝末年的，当时有一些德国商人和法国商人在中国办了洋车行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、青岛、宁波等口岸城市。建国之后出租车行业曾经存在过一阵子，到文革期间出租车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彻底割掉了。文革期间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出租车这个行业。大概70年代中期，也就是74年到76年这段时间，又根据中央政府的需要建立了首汽，专门为接待外宾提供出租车的服务。

　　在这之后，出租车行业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行政审批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要办出租车必须有行政审批。而且当时车很贵，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一直发展不起来了。

　　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，全国出租车行业进入井喷时期。当时温州的个体户一天可以赚一百块人民币， 80年代初的时候温州一般的产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到四十块钱，也就是他一天可以赚到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。92年以后全面放开，又是一个井喷式发展，各地的城市感觉到出租车发展势头太强劲，就以数量管制控制发展。

　　第三个阶段是有偿使用，集约发展。这个时期出现了二级市场，也就是黑市。人们开始买卖私人的出租车经营权，政府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公共资源，于是就推出了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的政策。

　　从90年代中期温州就开始按照建设部文件的指示进行出租车经营权拍卖，不允许个人经营。集约化经营就是要把经营权从出租车从业者手中无偿地拿过来，这就引起了经营权之争、于是2004年就开始了公司化改革，把原来很丰厚的利润转化到公司的帐户上。针对这其中矛盾尖锐的问题，中央政府提出了更加刚性的控制性政策，即“刚性控制，稳定发展”，这就是第四阶段。

　　2004年国务院81号文件出台是一个标志的事件，之后经营权纳入到行政许可范畴内，经营权停止永久转让。建设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当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有类似规定，就是稳定市场，通过公司来稳定市常目前的发展历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

　　从1992年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。车辆从1991年的1.62万辆发展为1994年的4.9万辆。1996年又先后出台文件禁止企业“变相卖车”、强行换车(淘汰面的)、缩短出租车使用年限(8年变6年)、收车和倒算法、企业兼并等。现有的市场组织形态为12个品牌企业、200多家出租车公司、6.7万辆车、10万从业人员，以及司机和公司之间单一的承包方式。

　　 1913年，法国人率先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———东单开设了兼营马车汽车出赁的飞燕汽马车行，主要是为驻京外国使馆人员、官僚、洋买办服务的。乘客到站点要车的运营服务方式是从马车行的服务方式延续下来的。出租车主要来往于戏院、饭庄、赌场、烟馆、公园、车站、妓院之间，等候时间往往长于行驶时间。其经营活动由使馆区行政事务委员会管理，职能是负责登记、发放号牌、维护营业秩序。京师警察厅警务处营业课管理车行开业、歇业的登记和调查报告等事。

    汽车行挤垮马车行　
    18年前后，汽车行开始受到青睐。经营马车行者纷纷开始兴办汽车行，既经营马车出赁也经营汽车出赁。1919年，有汽车行15户，经营外国输入的轿式、篷式四轮马车的马车行63户。1921年，经营汽车出赁的小轿车行有51户。大的车行有七八辆车，小的车行有一两辆车。1923年，有汽车行81户，每户均装有叫车电话。这时车行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大到政府中的高级官员、名演员、名医、名教授等高收入阶层。

    车行分布在东四、东单、宣武门、西四、西单等地区，客户需要用车时派仆人到附近的车行要车。由于车行里的汽车不多，车行在车辆不够的情况下通常互相借车。北起东四、南至崇文门、东起东单、西至西华门为汽车行最密集处。1923年12月8日，北京市运输业、车业委员会(以下简称车业工会)成立。在210户会员中，马车行只剩16户，盛行了十几年的马车行逐渐被汽车行所代替。

    一辆汽车售价1600元至3000元分月还款

    1925年，营业汽车行达到77户。经营汽车行的除少数外国人外，大多数是有一些文化水平、懂一点机械常识的中国人。他们从汽车售卖行赊购汽车，期限一般为半年或一年，分月还款。当时一辆汽车的售价约为银元1600元至3000元，油脂、轮胎零件采用先用后给钱的方式。有积蓄的驾驶员赊来汽车自己开汽车行，既是经理又是驾驶员，自己修理汽车。

    上路揽客被称为“野鸡车”

    1928年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，车行租车客户减少，汽车出赁业出现萎缩，每个月都有几户汽车行停业。有些驾驶员便在既无营业点、又无车行的情况下，在车站或旅游点招揽乘客，出现招手要车方式，采用这种揽活方式的车辆被称为“野鸡车”。第二年，仅有14户汽车行维持营业。

    1931年，小轿车行增加到59户，平均每户车行有小轿车四五辆、从业人员七八名。有车的人须加入车行，才能领取车牌照行车，习惯上把这种车叫做“走牌子车”。20世纪30年代，营业车流行的车型有“道济”、“别克”和“雪弗兰”等。汽车出赁行业中有完全的汽车行、马车行带汽车行、马车行改汽车行、在车站兜揽乘客的“野鸡车”等。1930年，火车站出现一些专为车行招揽乘客、维护车辆进出站秩序的人(俗称“跑合的”)。他们安排进车顺序，所有进站的营业车辆都要服从他们的指挥，租赁费由这些人与车行二八分成。1948年以后，随着出租汽车业的萧条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销声匿迹。

    1940年7月，汽车商业同业工会成立，会长是关博泉。参加工会的汽车行达110余户，其中有客运汽车行、长途汽车行、货运汽车行3大类，小轿车数量占一半以上。1945年，北平市政府成立公用局管理北平城区的营业汽车行。1949年3月，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接管北平运输机构。4月，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改为华北公路运输总局。10月，北京市工商局管理汽车业的开业登记取消了铺保，私人可以以个人名义开业。

    最早的出租汽车车型是“福特”

　　1913年，北京最早使用的出租汽车车型是美国产的“福特”T型车，模样很像敞篷马车的车厢，喇叭是人力的，刹车装置使用的是“摇轮闸”。

    到了1914年，北京的出赁汽车分为用电和用煤油两种类型。20世纪20年代，北京的出赁汽车以美国车为主，除了“福特”外，还有“道济”、“雪弗兰”、“别克”、“司徒贝克”和意大利的“菲亚特”。20世纪30年代，出租汽车的车型有“别克”、“道济”、“福特”、“旁太克”、“司徒贝克”、“普力茂”、“雪弗兰”等。各汽车行多采用“雪弗兰”、八缸“道济”车、六缸“别克”车、流线型四缸“福特”车等新式汽车。

    1937年至1945年，北京出赁汽车车型变化不大。214辆营业小轿车中，“福特”车占有率最高，有69辆，其次分别是“道济”车45辆、“雪弗兰”车28辆、“普力茂”车25辆，20世纪20年代后期生产的“别克”车11辆和其他十几种杂牌车。部分经营者为了让汽车好看又省钱，换上时髦的车壳，安上四马力旧引擎便上路营业。这种自己组装车的现象比较普遍。

    1932年，出租汽车车牌为铁质。1934年，北平市社会局为出租汽车换发新车牌，营业车号码定为2001至4000。1937年，出租汽车使用的车牌是黑底白字加斜红道。1939年，车牌尺寸为420毫米×150毫米，车牌材料为厚铁板，正面为搪瓷，其中营业小轿车的车牌是白底黑字。1945年，出租汽车的车牌编号从1369至2000。

    出租汽车起价每小时3元

    出租汽车的收费办法以日租用和小时租用来计算。1914年，马车行发展到12户，按日租用的租价为每日22元，按小时租用的租价为早上8时至中午12时的租价为12元、下午2时至6时的租价为12元，每超过1小时加4元。出租汽车的租价是马车的4.4倍。

    1923年，租用汽车的人士多起来了，车价按钟点计算，起价每小时3元。据1923年《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六编》载：“自长期赁用外，大约第一钟洋3元。第二三钟各2.5元。三钟以后每钟2元。全日合计24－25元。其专往来某处者另议。如往来农事试验场，四钟内8元，过一钟，加2元；往来颐和园五钟内10元，过一钟亦加2元。再远至西山汤山，22元或24元。”汽车也可整周、整月包用，价格分别为100元、350元。

    卢沟桥事变前，汽车起价是两元一小时，事变后跌到几角钱。1938年，因汽油涨价，汽车的出赁价格回升。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汽油供应紧张，出租小轿车业务逐渐衰落。